城口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条红军石刻标语——“人民好坐江山”。它是城口这座红军之城的灵魂，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2013年，我在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陈列馆里第一次看到红军标语照片，“人民好坐江山”六个大字赫然在目。

标语竖写，笔画及间架结构说不上匀称，章法也不严整，甚至有些拙朴。加之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打，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当地群众便给它上了一点红漆，使之鲜亮起来。

尽管隔着照片，但我分明能感受到80年前老红军们那种奋不顾身、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拳拳之心，对革命后辈的殷殷之情。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永远为了“人民好坐江山”》来记录自己真实的感受，还建议城口县委、县政府，把“人民好坐江山”这六个字放大后刻在县城对面的山崖上。

红军石刻标语所在地为大巴山脉的坪坝大梁，海拔1400多米，蜿蜒数十公里。“人民好坐江山”位于半山腰海拔950米的火山坡处，那里山高坡陡，人迹罕至，加之我们每次都来去匆匆，因此始终没能到现场去实地考察过。不到现场，就缺少真知。是为遗憾。

2023年，我70岁了，再不弥补，或成终生遗憾。

初冬的城口，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一个下午，我们乘车来到巴山镇。那是大山深沟中，任河边上的一个小镇。

出了小镇就是陡坡，让我们的行程一开始就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那里的山路，几乎都是直上直下，行走必须手脚并用，再加手杖支撑。

这所谓的路，完全看不到路的踪影，因为它全被树叶和刺巴笼所遮盖，看不到路的原貌和深浅。如果不是有一位农村向导，手提一把弯刀，在前面披荆斩棘，为我们砍出一条路来，我们根本无法前行。即便如此，两边的灌木、荆棘仍不时剐破我们的衣服和手上的皮肤。

越往上走，山路越陡，石坎越高，越是艰难，这使得我和夫人的身心都极度疲惫。其艰险、坎坷完全超出了预期，让我们的心在“继续攀登”还是“就此打住”间徘徊，不断考验着我们的心理和生理极限。

我在想，这一定是许多人不能到此目睹这条标语的原因。我们只能极小心地走实每一步，又极缓慢地向上攀登。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以至于花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爬上了巴山镇元坝村火山坡，在一个叫石粑皮的地方，终于见到了“人民好坐江山”这条标语。

所谓石粑皮，就是一块七八米见方裸露的巨大山石，岁月的风霜已使石壁斑驳，满是如弹孔般大小的圆洞。

这幅标语的文字距地面1米左右，阴刻，纵行书写，高约0.87米、宽约0.38米，字距1.5厘米。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打，石壁风化，标语的字体已较为模糊。

我们迫不及待地仔细考察这并不显眼的标语，有了三个最重要的发现：

一是标语外面有框环绕。在标语的外围，刻了一个长方形的框把标语围起来。这在过去的记录中并未看见。

二是标语上方有字。我们在标语的上方发现了若隐若现的几个字“卅×军”。有人说是时间，有人说是人名。

我和同行的陈宇详细讨论，认为“卅×军”应该是红军部队的番号。“卅”是三十之意，加上一个“军”字，基本上就可判断此为部队番号。中间一字阙如，是个遗憾。

正是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到底是哪支红军部队刻下的标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破解的思路。

研究表明，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从1933—1935年，红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相继在城口战斗过，李先念、徐向前、王维舟、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当年，红三十三军指挥部就设在今天坪坝镇议学村的龚家大院，火山坡是进出坪坝大梁的交通要道。

顺着这个线索，我请教了研究城口红军历史的专家，他告诉我，1934年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就在这一带战斗。这就可以初步判定，标语应是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战士所刻。

三是第一次完整地梳理出这条标语发现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