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2019届毕业生海精灵，在校期间曾采访了多位北大的旁听生，受访对象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不过19岁，这些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都差异巨大。 在受访对象中，1988年出生的贺勇大专毕业，工作三年后他来到北大旁听，累计听过1200多堂课与讲座。为了方便听课，他还特意找了一份能准时下班的工作，住宿也安在了北大附近。 一开始他没有方向，只凭兴趣择课，直到他有了创业的想法，选课时才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有方向之后就是选择能提升表达、说服、谈判、找合伙人等创业所需技能的课程，比如战略管理、商务谈判、创业案例等。”贺勇说。 1990年出生的阿念在北京的工作是教古琴，为了节省租房开支，她租住在香山，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北大旁听。由于对艺术与文史哲方面有兴趣，她听的大多是文学院、艺术学院的课程。每学期刚开始，她会用excel表格列出北大全周感兴趣的课，再用一两周的时间试听，最后再决定自己要坚持上哪些课。 阿念的部分课表截图 1999年出生的魏浩从小对文学感兴趣，喜欢写诗。高中辍学后他来到北大旁听，经常逛未名湖，触景生情就创作诗分享在朋友圈，用北大治贝子园的名字“治贝子”当作笔名。他准备自考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说在北大旁听中文系的课程对他的复习帮助很大。 魏浩将创作的诗分享在朋友圈 海精灵觉得，虽然不少旁听生家庭背景普通、学历平平，但北大给了他们接触中国最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我喜欢这样开放包容的北大，也喜欢不断给平凡渺小的普通人以梦想和希望的北京。”她表示，从这些旁听生身上，自己深刻体会到“学习与年龄无关”，并开始反思作为一个正式的北大学生，如何更加珍惜北大的课堂资源。 “我由衷地敬佩这些校外旁听生群体求知的热情、坚持的毅力与面对社会竞争的坦然自信。再渺小的群体，有梦想、有努力，谁都了不起。没有哪种人生道路更优越，也没有哪种社会身份更高大，在属于自己的轨迹上保持前进，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快乐，每一种生活都值得庆祝。” 海精灵在自己社交平台写道。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北大“旁听生”是一个庞大到难以统计数量的群体，他们虽没有“名分”，不能获得北京大学的毕业证，却长期坚持旁听，有的甚至每日必达。如今该群体却随着高校的封闭/半封闭式管理而不知去向。 北青报记者在北大黄廷方楼、第二教学楼（李兆基楼）等公共课大教室找寻了半天，却始终没能看到旁听生的影子——探访的那天上午，北青报记者成了该教室唯一的旁听生。多名低年级的同学表示，由于学校封闭式管理，自己选的课上从来没有见过旁听生，也没有机会接触到。 北大黄廷方楼 04大学需要有 精细化的管理制度 如今，大学校门何时开放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一场约3.7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中，2.5万人认为应该开放。 有观点认为，大学首先是教学科研单位，不是公共场所，不能一味开放。即使在国外，多数高校其实是“半开放”，即仅对公众开放体育馆、博物馆、音乐厅及历史遗迹等，核心区域的教学楼、宿舍等并不对外开放，只是限时开放或节假日开放。 也有观点认为，社会需要开放的大学，大学也需要在开放中拥抱社会。此外，大学的管理能力，不恰是应该在这种时候体现？大学里的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专业，每年的学术成果车载斗量，是否也可以研究一番校园如何管理？大学开放是底层逻辑，如何管理则是技术问题，不能因为管理遇到困难，就连“开放”这一大学的灵魂都一并丢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