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时，更早出走的罗永浩已经摘获一些果实。2014年5月20日，锤子手机T1发布。两个月后，它代表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产品首次获得IF国际设计奖金奖。在高通的客户分级里，锤子已经排在了华为、小米之后的第二梯队里。 再次回忆起加入新东方的故事时，罗永浩给出的评价并不高。“一群北大的学生，出来创业，还带有理想主义的光环，我被迷惑了。”尽管，他一度被俞敏洪和新东方的故事吸引，在讨厌英语和教师的前提下，仍坐了三个小时火车去北京。 为了成为一名新东方的老师，罗永浩还写下一封万字求职信发给了俞敏洪。他甚至谎称自己上过传销课。这种出其不意的招数成功了，罗永浩如愿成为了新东方的老师。但在新东方上市、俞敏洪成为全中国最富有教师的2006年，罗永浩转身离开了。离开后，罗永浩直言新东方没有什么精神，“如果非说有精神，那就是赚钱的精神”。 他延续了当初的出其不意，离开新东方的罗永浩在创办“老罗英语”后，跨界做起了手机。 对俞敏洪来说，天平什么时候开始偏向商人那一端的呢？ 后来，俞敏洪在接受《十三邀》采访时说：“新东方上市毫无疑问地把我推进了商业世界。”他的确像个商人一样，把罗永浩的离开解释得很圆滑：“凡是来到新东方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希望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俞敏洪。” 这是两代创业者之间的不同。下海教师俞敏洪拿的是草根创业者剧本，吃苦耐劳、坚韧奋斗。90年代的新东方教室里没有空调，制冷靠冰块。停电后煤油灯不够用，阶梯教室里会同时燃上几百根蜡烛。 俞敏洪说，这种励志精神的诞生是从他身上开始的。他高考考了三年才上北大，在北大又因肺结核休学一年，在医院读了300本书，想出国不断被拒签……失败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过往的另一面是，造成了他奉行经验主义的谨慎性格。 相比之下，后来的追梦人陈向东、罗永浩更激进。他们站在手机、电子烟、在线教育以及直播的风口上，敢做一些疯狂的梦。 不过，三名理想主义者都有相似的偏执，都深深笃信自己投注的就是未来，一直到现实给他们上了一课。 悬崖之上 对俞敏洪来说，成为一名生意人的第一步要追溯到21世纪初，公司完成现代化改革。 他在自传《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回忆“那段时间几乎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他从公司剔除家族成员，结果“我妈因为这件事情半年不给我做饭，觉得我不是她儿子”。到了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改革期，“同学之间的纠葛、打架，各种情感纠葛，甚至嚎啕大哭都出现过”。 后来才知道，最灰暗的时期一个接一个。 新东方后来遇到的外敌，要比内部变革更凶猛。2012年7月19日，俞敏洪一觉醒来后发现做空机构浑水发布了一份97页报告，质疑新东方在教学区、学生人数还有财务数据上造假。在两天时间里，新东方股价从每股20多美元跌到9.5美元，市值蒸发了60%。 俞敏洪不甘心等死。第二天中午，他的饭局上出现了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人。席间，这几个人问：“浑水的指控是不是真的？”俞敏洪说是假的。最关键的是，这些人信他。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新东方股价重回12美元。一年之后，新东方股价回到了暴跌之前。 类似被做空的经历，后来在高途上发生了16次。被问及感受时，陈向东说：“这创造了世界历史。”2020年，他接受《人物》采访时说：“这些做空，在公司遭遇的所有困难里，甚至排不进前三。” 对高途来说，真正的绝境出现在更早的2015年，那时还叫跟谁学。拿到了第一笔5000万美元融资后，开始摸索落地。彼时，o2o的泡沫过去了，投资人觉得公司的数据和估值已经不匹配了。2016年前后，为了让跟谁学能活下来，陈向东接连孵化了五个项目。最后，公司内部五个事业部乱了套。“因为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每个人的利益边界不一样，每个人的话语体系不一样，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 压力导致陈向东难以入睡，一直等到砍掉五大事业群、all in 在线直播大班课、跟谁学首次实现单月盈利，“失眠才神奇地消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