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间法当中，当个像模像样的官那是修德修来的，并不是一味靠钻营，攀缘拉关系来的。大凡德行不厚，都是承载不住的。在科举时代，在县里面考上秀才，在省里面考取了举人，再到京城考中进士，才具有做县官的的资格。远比现在提拔领导，有大学文凭要难得多，过去读书有功名的人，都信仰、礼拜文昌帝君，要学习文昌帝君《阴骘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都要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德。这些年来，领导都倡习《了凡四训》。

袁了凡先生，曾经想学医，他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是一位算命的孔先生，指点他去参考，连考得第几名算的都丝毫不差。他命中无子，寿命53岁，诸多命数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了凡先生曾经一度认为命由天定不过如此。当他遇到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时，云谷禅师告诉他，命是可以通过积德修过改变的，他做了几千件善事，终于突破了命数，有了儿子，他居然还中了进士，做了宝坻县知县。他又发心做一万件好事，夫人怪他许这个愿太大了，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宝坻县田赋多，农民负担过重，袁了凡不忍心就减了税。就做了这么一桩事情，不只一万人受益，整个宝坻县百姓都受益。云谷禅师告诉他，身在衙门好积德，这一件好事就抵得上一万件善事，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不仅减免旧赋和诸多重役，还疏浚河道，筑堤开渠，植树垦荒、政绩斐然。袁了凡后来不仅有了两个儿子，还写成了传世之作《了凡四训》，卒年74岁。

我常常以我特有的方式，跟官人们弘道：身在衙门好积德，掌握了一方资源，你在哪里积德，哪里就是福地。山西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当公务员就不错，当官人更好，但让老百姓叫好还真是不容易。当公务员无非是生活稳定，人最怕的是等米下锅过日子。所以说，如果能让社会上的四种人，生活有保障，活得有尊严，那就是积了大德，祖坟上一定会青烟不断冒。一让失地农民有活儿做，二让下岗职工有工作，三让复员军人有单位要，四让大学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这四种人，生活实际比老弱病残的社会弱势群体都尴尬。因为这些人享受不到政策福利最低保障，又在本地就不了业，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或离别亲人去打工，尝遍了生活的艰辛。

忻州市是穷的有名的晋西北革命老区，底子薄人口多，思想观念落后，但曾经人杰地灵，就在我老家一方文山沱水，就有军阀阎锡山、元帅徐向前、开国元老薄一波等老前辈名震海内外，奇怪的是到现在，也很难出几个全国有名的企业家。一个地方没有像样的商业企业拉动，百业难以兴旺起来，经济就会越来越闭塞。

我曾经采访过山西包括忻州各县市行业老大们，现在稍成气候的企业家，都在外埠打拼。我曾经也在忻州纳税最大的一家国企当政，眼巴巴地看着它轰然倒下去了，却无能为力。一家脱颖而出的民营药企，桂龙是忻州第一个全国驰名商标。但曾经的经济开发区开而不发，和城区都联通不起来。大型企业无法配套建设，早已经迁出，忻州只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车间。桂龙人曾经跟我大吐苦水，这家名企的就业岗位和税收都流失外埠。忻州的发展瓶颈到底是什么呢？说破了就是营商环境制约死了，忻州太穷了，有个好企业也立不住。山西的整个营商环境，不管是硬件软件方面，都是比较滞后的，外地的企业进不来，本地的企业留不住，但凡人才本地施展不开，只能远走他乡。所以忻州几乎一次一次错过历史发展的机遇。

改变落后的营商环境，谁才是最大的推手呢？自然、社会、公共资源大部分都掌握在官人手里，也就是说有一个亲民抱负的父母官，将会改变人民的生活命运。这也是中国特色道路所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民有没有福气，看父母官德行够不够高，有没有一点圣贤胚子。忻州曾经出过一位可以带领全县脱贫致富的父母官，可惜没有扎根下来，调走了。他就是原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就是他开拓创新出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当时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模式。三年时间，他使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身”，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的总和。柯云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原型就是吕日周，使他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和一代改革者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