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研究院的负责人坦言，研究院早期主要依托校友力量运作，但自身资源与平台运营能力有限，传统行业也在近年面临难题，“当初承诺的绩效，确实有些做不到”。 地方研究院运营不达目标、效益产出不佳等问题，柯桥并非孤例。 绍兴市上虞区审计局曾在2023年4—5月对2020—2022年上虞区校地合作研究院的绩效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检查。审计结果发现，南华研究院在政策运营期间有8个方面未完成协议目标，财政资金投入产出比低；复旦研究院未正常运营已超3年，正常运营期间9个方面均未完成协议目标任务；计量研究院的企业合作过于依赖大学支持，研究院直接参与合作项目的企业数量和金额占比较低。这种“只挂牌不运营”或“运营即休眠”的状态，不仅导致财政资金沉淀，更挤占了真正有需要的合作空间。 而在产出效益方面，部分研究院存在服务本地企业的次数和合作金额均较少，合作企业领域较单一；专利成果转化率低，合作项目成果转化产出不高；产业化收益低；引进、孵化企业均无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问题。 现实中，许多研究院为应付考核，倾向于申报大量与地方产业脱节的“沉睡专利”。还有一些所谓成果转化甚至可能只是“把从第三方购买的专利资料整理包装一下”。 “高校内部某学科的人才与资源是有限的，在外设立研究院本是对自身学科的稀释。由于资源限制，如果没有快速融入当地市场，地方研究院难有大的作为，长期来看，没有造血功能的研究院，最终必然会死掉。”李侠说。 重复立项、竞争“内卷” 过去十多年，高校地方研究院在全国快速扩张，地方政府、高校和产业园区都试图通过建设科创平台抢占创新资源。 李小瑛等学者在2026年2月发表的论文《突破创新溢出的地理约束： 来自高校异地研究院的证据》中收集了各高校2000—2019年间在外地城市设立地方研究院的信息。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全国2688所内地高校中，有116所高校设有431所异地地方研究院，分布在109个地级市，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等东南部沿海地区。 随着竞争加剧，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在2025年浙江省两会期间，民盟浙江省委提交了相关集体提案，其中指出，长三角科创平台资源共享仍然存在科创平台统筹布局协调不足、科创项目协同攻关仍有壁垒、平台设备资源共享机制不足等突出问题。 柯桥区曾披露相似情况。柯桥区审计局曾在2021年8—12月对区内科技创新平台财政扶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结果显示，研发平台间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造成平台机器设备的重复投入，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 针对上述情况，柯桥区科技局提出整改，在2021年10月引导东纺院、西纺院、浙江理工大学绍兴柯桥研究院、江南大学柯桥轻纺产业技术中心4家研究院成立非营利组织“绍兴柯桥现代纺织技术创新联盟”，细化了共享机制。 另一方面，民盟浙江省委还指出，部分领域多地重复立项、竞争“内卷”，“帽子”人才（入选国家各部委人才计划或人才项目的人员）团队重复入驻多地多个科创平台，导致重复投资、虚空运作。 上述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过去对校地合作研究院往往采取“先建后管”甚至“建而不管”的模式。“无序竞争与同质化是市场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经过野蛮生长并由市场筛选，才会有真正的优胜者出现。”李侠表示，绍兴的此次改革给全国同类研究院敲响了警钟，会促使研究院的母体单位今后更慎重设立研究院，并对已有研究院加大真实的人员与资源投入。 记者：王诗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