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黄存瑞也认为，中国针对气象的高温预警系统运行得比较好，不过，一套成熟的针对健康风险的高温预警则是很缺乏的，要设计好这样的预警系统，需要大量数据、跨部门与跨学科的合作。比如，即便都是37°C的天气，不同地区、不同基础疾病与不同年龄人群，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都是不一样的。 这轮高温中，人们很关心预报温度与体感温度的差距。“体感温度” 要考虑湿度的变化，还要考虑风速、阳光照射等等，与人们的“热舒适度”以及健康状况更加相关。但目前，各地在发布天气预报信息或高温预警信息时，较少提及体感温度。 热射病发病与3个环境因素密切相关：高温、高湿、无风环境。中暑的气象阈值为当日平均气温>30°C或相对湿度>73%。当气温和湿度条件同时存在时，中暑发生率明显增加；日最高气温≥37°C时中暑人数急剧增加。黄存瑞介绍，排汗是一种重要的体温调节方式，高湿度条件下，人体很难排汗，散热作用有限。因此，高温高湿的环境让人感觉更加不舒服，也比单纯高温天气更危险。 经过7月的高温热浪天气后，8月4日，湖北气象局发布了湖北省首个体感温度预报，其中随州当天最高体感温度比最高气温高出9℃。这一天，记者查询，在北京，天气预报显示的温度是36℃，而一款手机App上体感温度显示为47℃。 据报道，2013年，国内一套更为复杂也更具针对性的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由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牵头，在深圳、南京、重庆、哈尔滨建立试点。不过，受限于经费支持等原因，目前并没有全面推开。 去年，中国气象局指出，中国高温气象服务能力仍存在高温监测精密度不够、极端或持续性高温事件预见期较短等问题。 鉴于此，2021年8月27日，中国气象局印发《高温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5年）》，文件提出，到2023年，初步形成科技驱动、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全球高温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这其中就包括建立高温环境健康气象风险预报预警业务，与能源、农业和生态环境等部门融合的高温气象服务等。 精细化的高温预警信息可以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8月19日，江苏气象与交警部门联合发布全国首个省级路面高温预报，以预防车辆爆胎危险。在提高社会的防灾意识、更好地与公众沟通高温威胁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像对待台风天气那样，引入高温命名系统。 在雅典，科学家们分析了雅典20年的天气数据，例如温度、湿度、死亡率数据，以确定哪些气候条件最有可能导致死亡，然后将即将到来的热浪从一到三排序，排序三等级最高、最为严重，表示“极端温度”和“重大健康风险”。同样，西班牙城市塞维利亚今年夏天启动了热浪命名试点，类似于风暴和飓风命名系统。 比起预警系统，专家们认为，更重要、更欠缺的一套应急的行动方案。预警并不只是一个提醒，气温、湿度、健康风险等信息应该转化为相应的灾害事件应对。“实际上，高温的红色预警与洪灾、地质灾害的预警，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城市应该进入到应灾模式，但是，目前看来，个人、社会与各级管理部门在这方面的意识还没有提高。”魏科表示。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许小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气象部门发布红色预警或者蓝色预警之后，需要卫生系统、建筑工地、旅游部门、供电部门等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机构联动起来，从目前一些灾害事件应急经验来看，虽然有应急预案，执行中却存在薄弱环节。 以公卫体系来说，黄存瑞补充，在高温预警下，各地疾控中心、社区等部门要采取行动，医院急诊、急救中心要对医疗资源进行相应配置。根据黄存瑞等人于2018年发表的论文，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2008和2009年高温热浪期间急救车出车数比非热浪期间增加了10%和16%。中国上海、广州、宁波、重庆等地的高温热浪期间，门急诊人数、入院人数也明显增加。 他建议，高温健康监测系统的监测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公共卫生等部门，以便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医院、诊所和疗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增加医护人员数量，并在炎热天气增加工作者轮换次数，以保证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