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法院判断是否维持冻结令，主要看三点： 一是Good Arguable Case (强有力的可诉案情)，申请人（三子女）的诉求是否有表面合理性，非明显无理。二是Full and Frank Disclosure (全面坦诚披露)，申请人在申请冻结令时是否全面披露了所有重要事实（包括对己方不利的信息）。三是Risk of Dissipation of Assets（资产转移的风险），资产是否存在被转移或隐匿的风险；资产与诉讼标的关联性，被冻结的资产是否属于主诉讼（杭州继承案）的诉讼标的范围。 陈律师认为，无论结果如何，香港关于冻结令维持与否的裁决（尤其是解冻）将对杭州主诉讼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未判先决”，实质性地影响各方利益格局。若香港解冻，意味着三子女的申请不符合冻结条件，如没有“强有力的可诉案情”（这一点将间接证明三子女在杭州的主诉讼案件胜诉率较低），披露不充分，或者该资金不具有被转移风险或不属于杭州主诉讼标的。宗馥莉之后可处置资金，即使未来杭州法院判决该资金为遗产，执行也将存在困难。这将对三子女非常不利。若维持冻结，表明香港法院初步认可三子女具有“强有力的可诉案情”，该资金可能属于遗产范围，需等待杭州继承案结果。这增强了三子女的谈判筹码，但也非最终确权。 杭州股权案或成持久战：遗嘱是最大变数 与香港案的相对快决相比，杭州的遗产继承主诉将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陈律师指出了四大原因：一是案件重大且复杂，标的额巨大，社会影响深远，法院审理会极为谨慎，程序要求严格。其次，涉及非婚生子女身份确认（需亲子鉴定？）、巨额境内外资产性质认定、可能的遗嘱效力等核心争议，双方在每一个程序环节都可能激烈对抗。三是涉外因素影响，三子女为美国籍，案件具有涉外因素。中国法律对涉外民事案件的审限无明确规定，程序更复杂（如域外证据公证认证、查明域外法律）。最后，流程完整耗时。即使按普通一审案件6个月审限（不适用本案），结合前述因素，此案耗时数年属正常预期。 陈律师强调，该案件中最大的变数是遗嘱。遗嘱的存在与效力是颠覆当前所有诉讼格局的核心关键。 目前媒体未曝光任何明确的、全面的宗庆后遗嘱。唯一被提及的是2020年一份手写文件，称“海外资产全部归独女继承其他子女无权”，有两位娃哈哈高管见证签名。若存在有效遗嘱并明确资产分配，则当前的法定继承之争（无论婚生非婚生子女）将失去基础。遗嘱内容直接决定资产归属。 但2020年的文件存在争议点。陈律师指出，“独女”指谁？“海外资产”具体范围？表述不够清晰明确，可执行性存疑。若宗庆后不止一个女儿（指宗馥莉），则“独女”之说本身不成立。虽有两高管签名，但非严格公证遗嘱。三子女方可能质疑签名人独立性，但陈律师指出，法律更关注见证人与遗产有无利害关系，高管身份本身不必然导致无效。核心挑战在于其内容的明确性和可执行性。 资产状态也存在矛盾。争议资金已在“建昊”公司（宗馥莉任董事）名下，严格说已非宗庆后个人财产。遗嘱处置他人财产无效。若最终确认无有效遗嘱，则按中国《民法典》法定继承。配偶、父母、子女（婚生+非婚生）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杜建英的法律身份（是否配偶？）及所有子女的身份确认将成为焦点，遗产将被均分或按协商比例分配，导致娃哈哈股权分散。 律师称双方和解性很小 据了解，杭州国资持有娃哈哈集团46%股权，是第一大股东，但其长期未介入经营。陈律师认为该行为可能存在潜在影响。若杭州继承案导致29.4%股权被分割（如四子女各持约7%），宗馥莉失去控股地位，公司控制权将分散甚至真空。国资作为46%的股东，将不得不更深度介入经营管理，以维护自身权益和公司稳定。 律师提及，长期不分红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治理规范存疑，且若分红仅流向宗庆后/宗馥莉（而国资未获相应分红），其资金出境方式（如用于设立争议账户）是否涉及合规问题亦值得关注。这可能是潜在风险点。 关于舆论压力是否会影响两地法院判决倾向的问题，陈律师认为，专业法官会基于事实和法律独立裁判，但法官也非生活在真空中，海量舆论（尤其短视频中大量不专业的“信托击穿”等结论性表述）可能无形中形成压力。更需警惕的是，若最终判决与舆论形成的“公众期待”严重不符，可能引发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他强调，当前许多媒体报道的事实基础（如信托存在）与法律程序中的主张存在显著差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