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触’是指被诉侵权人在创作前是否有合理机会接触到原作品。”李昀锴解释。判断的核心在于“实质性相似”。他强调，法院比较的并非作品的主题、创意或情感等思想层面，而是作者在具体表达中的取舍、选择、安排与设计。例如，文字本身的相似度、特殊细节是否雷同、是否存在相同的错误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李昀锴表示，文学作品的抄袭界定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公认难点。首先，思想与表达的界限极为模糊。法律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例如，“时间循环”是一个可自由使用的故事框架，但用何种句式、比喻去描绘这一循环中的细节，则属于受保护的“表达”。高级的“洗稿”行为，往往通过替换同义词等方式，将具体表达抽象化。界定起来，极度依赖法官乃至文学网站审稿人的个人主观判断与文学素养。 其次，必须精准排除公有领域素材，考量作品的整体独立性。成语典故、日常修辞、特定题材下的惯常情境都属于公共财富，不能被垄断。审查时需剥离这些不受保护的内容，仅聚焦于独创性表达。如果一部作品仅有少量语句雷同，且其故事走向、情感内核均源于作者的独立创作，那么其中认定也存在很大的辩论空间。 另外，新型“洗稿”方式加大了认定难度。如今的侵权行为多表现为“融梗”——即抄袭核心人物关系与故事主线，仅更换背景、人名和字面表述。这种“换皮”式抄袭，在字面上毫无重合，却让读者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法官、审稿人必须深入剖析作品的“内部骨架”才能作出判断，这对专业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图书出版查重能遏制抄袭吗？ 还有网友质疑当下的图书出版流程和杨本芬身旁的团队，在书籍出版过程中，是否对书籍过度营销？机构编辑是否忽略了应尽的原创性审查职责？ 缪宁从事文学相关学术研究。她提到，现在的出版机制中，为了能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销量，书籍的营销占比越来越大，且由出版方而非创作者决定，使得团队工作注意力聚焦于传播，而非文本本身。 另一方面，图书出版查重与学术论文查重存在本质区别，论文查重的逻辑不能简单套用于图书出版。出版行业从业人员付嘉豪表示，学术论文查重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国内学位论文高度集中于知网等少数数据库，形成了相对封闭且标准化的数据池。而图书领域则截然不同：国内已出版巨量图书，其版权分散于上千家出版社及民营图书公司手中，现有的图书出版查重工具无法覆盖海量、权属复杂的图书文本数据库。如果要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库，不仅面临高企的版权采购成本，更在技术整合与数据授权上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出版行业在原创性审核上所依赖的，更多是编辑的专业素养、经验判断与有限工具辅助相结合的复杂流程，而非“万能查重系统”。 进一步而言，图书出版分为多种著作方式，包括“著”“编”“主编”和“译”等。付嘉豪介绍，对于《秋园》一书，书籍标注为“杨本芬著”，即代表是其原创性文字。在出版“著”类型的书籍时，出版方会要求作者在合同内作出原创的声明与保证，也就相当“文责自负”。 一位自述参与了《秋园》《我本芬芳》等书籍编辑的工作人员通过豆瓣网发帖表示，看到帖子后查阅了当年收到的原稿，李岩指出的抄袭词句都在其中。 她告诉记者，出版行业中遵守“文责自负”。出于对作者的信任，编辑团队不会第一时间去“查重”。她也自省，编辑需要回到语言本身去观察一个文本，语素、文体是否属于这个作者，需要及时发现书稿的问题。 读者在期待怎样的书？ 打动读者李绛的，是《秋园》一书的主人公秋园像是“水中的浮木”，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书籍记录下了杨本芬与母亲的故事，也让李绛在阅读时向内审视起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这份感触，也让《秋园》成了她们母女之间的纽带之一。2022年，还是高中生的李绛将《秋园》作为母亲节礼物，赠予母亲。她在朋友圈写下：“愿所有母亲和女儿享受亲情的亲密，也享受独立的自由。”后来，不善言辞的母亲和李绛也分享起阅读的感受，表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一位出生于抗战时期、历经跌宕的女性。 |
